一进入暑假，河北初中生杨晓龙便开启了“游戏模式”——日上三竿，还赖在床上组队“推塔”，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“吃鸡”，夜里两三点还在“鞍刀咆哮”……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，也要“血战到底”。

暂时挣脱了学校的约束，父母又远在北京务工，杨晓龙算是彻底“放飞自我”，而把这些看在眼里的杨晓龙的奶奶却是一声又一声地叹气，“老了，老了，管不动了……”无奈，杨晓龙爸妈便把他接到了北京，然而在北京爸妈也无暇陪他，情况并没什么大转变。

“不玩游戏干啥？”正在玩游戏的杨晓龙头也不抬地反问。在不能玩水，不准爬树，没有活动、补习班，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，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？

网络游戏正在逐步吞噬着乡村，大批乡村少年深陷其中，不仅不知自我约束，反而认为这是时代潮流，正如有人所说，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。

乡村少年们的“手游化生存”

“就是要那种刺激、心跳加速的感觉！”一位来自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官村的中学生向记者描述，只有在游戏中她能“嗨”到忘我，但回到现实却尽是平淡和无趣，“学习多无聊”，“都没意思”。

不过与以往出逃学校、躲进网吧玩游戏不同，现在更多学生则将“阵地”转移到携带更为方便的手机上。为在游戏中过关斩将、快意江湖，他们在游戏外也少不了一场场关于手机游戏的“斗智斗勇”。

先与游戏防沉迷系统“斗”。如某游戏需要实名认证，且设定未成年人每天在线时间不超过两小时。那不如就把自己变成“成年人”，从网上搜出一大串18岁以上的身份证号及对应的姓名，挨个尝试注册、登录“一试一个准儿”。杨晓龙有些得意，他从小学开始遇到需要实名认证时便是如此操作。

一放暑假，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官村小学教师唐汝远已不知轰走了几拨儿来蹭Wi-Fi打游戏的孩子。这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有Wi-Fi的地方，最初不少校外学生聚集在办公室门口玩，几番“攻守”下来，如今已退至学校大门口附近，7月广东的烈日炎炎，似乎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游戏中拼杀。

现在，有Wi-Fi的地方就成“兵家必争之地”，比如有网络的同学家、村里的小卖铺，再如村小中老师办公室附近。

但与老师真正的“争斗”，直到开学才会正式展开。

在农村，很多孩子升入中学后会因距离、安全等问题多半选择在乡镇或县城寄宿，手机在学校算是“违禁品”。

没放假之前，杨晓龙便在县里中学寄宿，学校禁止带手机，“见一个没收一个”，学生们有所收敛，玩游戏便从光明正大改为偷偷摸摸。遇到老师、宿管突击检查，就赶紧把手机藏在厕所、鞋里以及各种可以藏的地方；老师晚上查宿，则安排同学站岗放哨；宿舍不给设置充电插口、不能充电，便在小卖铺“买电”，充一次电两元……

更有甚者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、博士刘成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贫困县调研时发现，学校周边的商店有的不仅“卖电”，还“卖手机”，学生可以先赊个手机玩，然后用生活费来分期偿还，“向学生提供赊账买手机的服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，多数学生都背着父母和老师在那里拿到手机”。

被“留守”的家庭教育

“现在的孩子是要成精。”杨晓龙的母亲孙爱英一边感慨，一边自责。

最初，她没给孩子买手机。“但别人都有，他没有，就天天吵着要，还必须要智能的。”孙爱英拗不过儿子，又觉得常年在外对儿子有所亏欠，所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，给他买了个六七百元的手机。没想到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成绩不断下滑，还因玩手机被叫过家长，“他爷爷奶奶也吵他，打他，根本不管用，想玩还是玩”。

而她自己，三四个月才回家陪陪孩子，“回家时心疼还来不及”，也懒得去管，不过她曾试着把手机没收，但儿子一闹，加上要去县城上学，她一心软就又给了过去，“总是不太放心，他自己在县城上学，没手机没法联系”。

刘成良调研了广西、云南两省6个县市多所学校后发现，由于多数年轻父母在外打工无法监督孩子，爷爷奶奶等隔代教养又因年纪、视野等因素处处受限，农村孩子人手一部手机已成普遍现象，而《王者荣耀》则成了他们的最爱，“玩到停不下来”。

《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——基于2017/2018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》显示，在玩游戏的时间上，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。尤其是在“每天玩4~5小时”以及“每天玩6小时以上”这两个时间段，留守儿童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：“每天玩4~5小时”分别是18.8%和8.8%，“每天玩6小时以上”分别是18.8%和8.2%。

“在农村，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玩手机而头疼，但也有很多家长无所谓，把手机当成‘电子保姆’，给你个手机，就不吵不闹，也不到处乱跑了。”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认为，与城市中的家长不同，农村家长因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制约，并没真正意识到孩子沉迷于手机、游戏的危害，“有的觉得玩就玩呗，有的只是觉得对眼睛不好，并没什么”。

管理难，无奈的乡村教育

而被乡村父母“甩锅”的教育，则更多地由学校扛在肩上。

学校对学生玩游戏的问题也很无奈。官村小学教师柯明湛告诉记者，学生放学后不准去玩水、爬树，也没什么补习班、图书馆、游乐场，更别提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，学生下学能去干啥呢？

近些年，“减负”“素质教育”“快乐教育”等教育理念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。但在刘成良看来，这些理念跑在了前面，而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实施还需有多方位的支持，“农村真的不比城市，城市有很多先进教育理念的实现基础，有着社会＋家庭＋学校的全方位保障，但是对于农村地区，尤其是贫困地区来讲，显然这些条件都不具备”。

“比如，现在要淡化学生的成绩排名，并且小学阶段的成绩和升学没有任何关联。那谁还来在乎这些成绩，在乎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呢？”刘成良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时统计过，全县18所小学有3164名六年级学生，其中县城小学有3所737人，农村小学有15所2427人。县城小学、农村小学学生的语文平均及格率分别为88.6%、54.3%，数学平均及格率分别为71.6%、27.4%。

不少基层从事教育的中小学老师向刘成良诉苦，学生现在越来越难管理——一方面，很多学生从小学就已养成不良习惯，到了中学更加放肆，比如捣乱、谈恋爱、玩游戏，另一方面学生知道学校管理的软肋——不能补课、不能打骂、不能开除，教师的管理手段几近失效。

“老师除了暂时没收手机、苦口婆心地说教之外，也很难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。加上农村孩子在现实中的情感等需求，往往因留守等原因并不能得到满足，更容易沉迷于游戏，久而久之，农村的很多中小学生对于读书就失去了兴趣。”湖北省黄冈市某县级中学教师吴启发说，曾经有位学生天天晚上跑去网吧，他劝说无用，便只好坐在旁边陪他，学生赶他走他也不走，最后学生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才跟他离开网吧。如此几次，这位学生算是不去了，但糟糕的学习成绩却积重难返。

现在的学校中，吴启发告诉记者，有的老师在教室装起了监控，有的只好不断升级侦测手机的手段，从最初的手检到如今用安检时的扫描仪进行检测；杨晓龙的老师们还会骗学生去开会，待学生楼下集合完毕，老师再进教室搜手机……

不能让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

沉迷游戏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“成瘾性”精神类疾病，仅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怕是难以抗衡被精心设计的游戏，而自己保持适度、理性。

刘成良在调研时，很多农民向他感慨，“在农村社会，被手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”，轻者作息不规律、视力下降、成绩下滑，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辍学、打工，如此一来，他们便可以更自由、更有经济来源地玩游戏。

但这些乡村“游戏”少年在一二十年后，将成长为青年、壮年，成为社会这一肌体上的重要部分。他们是如何成长，是哪般模样，也将影响着未来城乡、社会、国家的DNA。如何让他们在昂扬向上的年纪奋发图强，而非迷醉于网游中的幻境，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。

对此，张海波认为教育者，包括家长、老师，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一方面，家长对于孩子玩游戏宜疏不宜堵，“游戏是人的天性，网络游戏本就有好有坏，不能简单地说玩游戏就是不好”，但家长要尽量为孩子安排些丰富的活动，并且要和孩子进行“约定”，约定好学习、娱乐、生活等时间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。

对于留守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，刘成良认为，教师对于学生的违规行为，比如沉迷游戏等，“不能管、不敢管、缺乏手段管”的现象值得反思。“农村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，在打工经济和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，学生的成长和教育主要依靠学校”，学校更应该积极承担起教育责任，用更加健康活泼的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，及时给予学生心理辅导，引导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张海波建议，在当前形势下，要让中小学一线教师学习和掌握网络素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，有课程、有教材、有培训、有示范，才能真正推动网络素养教育入课程、进课堂，更好引导学生使用手机、网络等，但很多乡村教师这方面的意识还很薄弱。目前，张海波主编了全国首套进入地方课程的《媒介素养》专题教材，并带领团队在10余个城市进行下乡支教等活动，对乡村学校的师生进行培训。

此外，张海波认为，政府也应在游戏分级方面采取措施，对不同的游戏进行分级管理，支持正能量、健康的游戏，而对一些不良游戏或网络平台进行管理；网络游戏相关企业也要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，建立切实可行的防止未成年沉迷系统和服务平台，强化线下身份认证过程，限制游戏时间等，“这是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、教育者共同努力的事情，多方合力才更有利于解决农村孩子沉迷游戏的问题”。

（为保护未成年人，杨晓龙为化名）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孙庆玲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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